那时，宪法修改委员会设立了负责具体工作的秘书处，秘书处于1980年9月17日成立并开始工作。

为什么我主张英美的宪法道路？就是因为总体上不能一次简单地否定，所以只能慢慢地从局部改良搞起。在日常政治之中，被人民授予统治权力的政府，必须在宪法的权威之下行使权力，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以统一的宪法权威为标尺，也以宪法准则为限度。

许纪霖： 近代英国的君主立宪，君主给自己套了个紧箍咒，君主自己也要受到宪政的约束。第二是规范层面，政治宪法学不能仅仅是个描述，把什么事实都当成规范，否则就变成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宪法里明确写的。说起来西方列强也同样面临过一个古今之变，那么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形态？西方诸国虽然当时业已是一些较为良好的政体，或者主权国家了，但是它们也都经历过古今之变，支撑它们变革的一些社会力量、政治格局以及价值和正当性诉求，对面临古今之变的当今中国，也有某种借鉴意义，用我的话来说，也具有某种同构性。比如台湾和大陆之间的ECFA，先通过行政委托的方式由两会洽商和签订，然后再通过各自的立法机构与法定程序来肯认，这就是两岸互动的宪法性机制，是两岸人民的政治智慧。

这样，大陆目前的宪法呈现为一种过渡性形态。换言之，国家远远大于宪制意义的宪法。以加害人为中心考察，同样盗窃17万，当加害人盗窃金融机构时，他面临的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判决。

﹝３９﹞客观地说，公众舆论对于直觉、感情和习俗的依赖更重于对理性分析的依赖。﹝１７﹞对于为何许霆的行为不符合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陈兴良教授已经做出了详细的分析，﹝１８﹞本文不再赘述。﹝２７﹞前引﹝13﹞，陈兴良文。且在现时代，传媒力量的膨胀使得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民意的说法不再仅仅是调侃，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只要这个制度是现行有效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适用。文中诸多论点曾和林来梵教授以及骆正言、陈运生两位博士交换过意见，并对他们的有益建议加以吸收。

﹝２４﹞但是，我国现行刑法文本并没有明示吸收期待可能性理论，尽管该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诸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问题。作为享有宪法权利的特殊主体，法人虽然并不完全享有所有的宪法权利，但是可以享有某些根据权利自身的法性质可以由法人享有的宪法权利。法教义学强调现实问题的有解性，不论一个案件是多么的疑难或新颖，只要它是法律的，法律教义学就必须给出一个适当的解答。﹝１７﹞许霆案一审（重审）《刑事判决书》（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部分。

﹝３８﹞该个别规范的效力状况仅由其上位规范加以决定，而绝不能根据现实实力获得证成。﹝１３﹞但事实上，法学界主张对此案适用民法者不乏其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氏著：《刑法精义》，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92页。﹝５７﹞前引﹝56﹞,[德]卡尔?拉伦兹书，第77页。

﹝４４﹞前引﹝43﹞，林来梵书，第107页。他们的思考更多地遵从着自己内心朴素的正义感，对任何问题，包括法律问题的分析评判也自然地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道德法则作为标准。

法学界的批评并不比社会公众要少，表现为歧异迭出的理论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１２﹞：第一，许霆的行为应该适用刑法，还是应适用民法？第二，缺乏秘密性是否仍然能构成盗窃罪？第三，ATM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下面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简单的梳理分析。由此，法人亦有权获得国家在法上的平等对待，而不遭受歧视及不合理待遇。

另外，从刑法规范体系层面加以考察，亦具有如下二点可值重视：第一，《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媒体报道不可能使一个常规案件变成一个疑难案件，而是这个案件自身之中存在的某些因素使它显得疑难。﹝３４﹞要知道，刑法教义学的主要工作乃在于将某个具体刑罚法条置于宽广的刑法规范体系的背景中加以认识、解释和理解，其基本的前提即是对现行刑法的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６﹞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许霆案第一审人民法院正是据此判决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且符合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构成要件，进而应当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１１﹞许霆案一审《刑事判决书》（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

﹝３５﹞该种理论主张：一条法规范的有效性来源于另一个处于更高位阶的法规范的授权，同时，上位法由下位法得以具体化。所以，笔者认为，如果说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的平等权意味着法律适用平等的话，那么作为宪法一条基本原则的平等权则必然意味着要求法律内容的平等。

﹝３７﹞ 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01.﹝３８﹞ 前引﹝35﹞，Hans Kelsen, pp.236-245.﹝３９﹞尚福尔：《格言录》（1795），转引自[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对于既存法秩序中的法规范、规范意义或者法院判决，法教义学能否采取批判性的立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其批判的标准并非源自于现行法秩序之外的超越性的道德标准、社会实力，而是藉由对法体系内部之规范、规范意义及其脉络关联的总结、抽象而获致的具普遍有效性的评价准则得以完成。

﹝２４﹞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简明但权威的介绍，请参考[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以下。﹝１３﹞陈兴良：《许霆案的法理分析》，载于《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日，第5版。

进而，可以由法官凭借胆量自由裁量，认定本案并没有达到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特别巨大标准，只能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２１﹞对于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理解历来是争议的焦点。﹝２２﹞在美国，类似的案件也普遍被认定为盗窃罪，如Wolfstein v. People,1875, 6 Hun, N.Y., 121。其二，从拥有的资金量来说，某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的分支所拥有的财产并不一定比其他类型法人更多，如金银首饰店、高档商场，乃至许多跨国公司等等。

而一旦盗窃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论实际上有什么可予宽宥的具体情节，最低刑也只能是无期徒刑。但是，在法人作为主体时，仅以财产状况为标准对其中的一部分给予特别保护，自然地是违背宪法平等权规范的。

﹝１８﹞前引﹝5﹞，陈兴良文，第9-15页。因此，无论如何，如果你是一名法学家，那么请记住：法律问题不可以由民意决定，而应当由法律裁断。

然而如果仔细审视上述各点，则在理论上不能排除如下质疑：首先，《刑法》作为一国的基本法律之一，自然不同于刑事政策，其应当具有更强稳定性和适应性，而不能仅仅针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犯罪的暂时性状况制定刑事法则。依平等权自身的非人身性与原则性，且联系《宪法》第15条第1款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以及市场经济原理对市场主体平等性、独立性的要求，平等权自然应当跻身于应当由法人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目录之中。

第三，在实际的侵害程度方面，由于金融机构普遍实力雄厚，有能力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对盗窃犯罪分子而言，更不容易得手，且风险更高，而相反是弱势的群体才更多需要呵护，如对诸如入室盗窃，夜间盗窃等加重处罚成为许多国家刑法典的共同选择。﹝２﹞法律人的实践智慧和专业技巧在许霆案面前接受着严肃的考验。最后通过分析《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中特别加罚条款的立法目的以及作为达到该目的的手段的重罚对于实现立法目的而言加重程度是否适当，得出该条款违反了宪法，应为无效的结论。陈文仅仅指出了适用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可能性，却没有有力地在法教义学的理论脉络中说明为什么与案件事实具有更直接的涵摄关系的第二百六十四条的加罚条款应被排除适用。

而且这个数字目前仍在继续增长。正如贺卫方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所言，许霆先生在把手伸进ATM机抽钱的那一刻，万万不会想到会给法律界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

由此，金融机构涉及的不是某个人的财产，而是大量公民、法人以及国家的财产的主张难以令人信服。只有开始适用，才可能在适用中对其机制加以完善。

在宪法理论上，广义的比例原则（Proportionsprinzip）包括三项子原则：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宪法审查制度的理论来源之一乃是凯尔森的规范位阶理论（a hierarchy of legalnorms）。